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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政国
身冠“三甲”五千年华夏文明史绝无仅有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作为地名，在神州大地上， “上津”独一无二。唐朝以后，爱学习、爱模仿的日本留学生、遣唐使把这一名字带回日本，争相抢用。现在，用谷歌地图搜索日本本土，仅含有 “上津”两字的地名就多达1270多个，上津市、上津台、上津町、上津部……与 “上津”有关的地名遍布日本海岛。
一边是独一无二，一边是遍地开花。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等级森严的漫长封建社会中，地名的命名有一套严密的规则，帝王专用、皇室专用、避名讳等，都从不同的侧面规范并限制着命名。地名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保留着华夏文明的基因密码，是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资源，也是探究历史真相的重要依据。从中华地名史的角度看上津，不光“上津”的名称是惟一的，名字背后的尊贵也是惟一的。
“上“，皇帝的意思。除了表示方位外，“上”是皇帝专用的字。三千多年前的《周易·乾·文言》中说，“上，本乎天者亲上。”东汉的《蔡邕·独断》中说，“上者，尊位所在。”《说文解字》中说，“上，高也！”在地名上，《蔡邕·独断》明确指出，“但言上，不敢言尊号。”
历朝历代，“上”，不是哪个地方能随便用的！
可是郧西上津这个地名却频繁使用“上”这个敏感的字眼。远在公元前2247年大禹治水成功，商王族祖先契因协助治水有功被封于上津。“契佐禹治水有功，舜使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商即上津县。契子昭明、传十四世而生成汤。”（《湖广总志·国纪》）有许多专家认为“上津”古称“商津”。春秋时，“郧即麇地”，“上津即商地”，所以，“古郧西介于麇商之间”。公元223年，魏文帝曹丕在上津设立平阳县后，上津14次建县，6次设郡，两次置州。在22次命名中，忽而上洛，忽而上津，忽而上州，总是离不开一个“上”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然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因为上津的存在，古上津的辖区内竟然存在“甲”的地名，并且多达三个。
“甲”，天干的第一位，是夏商以来为尊者讳的首批汉字之一。夏王有孔甲，商王有太甲、小甲、沃甲、阳甲。“甲”，《说文解字》中是“上等”的意思，《康熙字典》更具体，“甲，言第一也。”“甲”，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随便什么地儿可以叫的。
可是，郧西上津就这样受宠。环上津而流的水，古称“甲水”。公元500年左右，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到达上津。这位地理学家记述道： “关柎水又南入上津注甲水，以达汉江。”感受上津的人文环境后，足迹遍天下的郦老夫子意犹未尽地写道： “接秦之水，水澈见底，云绕鹤飞，仙境叠翠。”在看完这仙境般的风景后，郦老夫子又来到了甲谷，看到甲水滔滔，群山绵绵，他又写道： “汉水又西南，与甲谷水合，水出西南甲谷，东北注汉水。” （《水经注·卷二十·漾水丹水》）可能是郦老夫子急于返回长安吧，他没有到达甲郡。但是，120年之后，即唐武德四年（621年） 《隋书》问世的时候，其《地理志》篇明确记述：“甲郡在今夹河关。”
在古文中，无论是“上”，还是“甲”，都有“尊”的意思，都有“贵”的含义。郧西上津，凭什么能把皇上的专用字“上”和天干地支第一位的“甲”揽于怀中，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呢？
欣赏长堤柳浪，领略漫川雄关，您会明白中央朝廷为何慷慨地把“上”字多次赐给上津；感受尘封历史，品味秦楚风韵，您会领略当年“三甲”雄冠天下的魅力。中央朝廷之所以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统江山的战略需要。
沟通南北十三代封建王朝的痴痴梦想
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046年）周王室建都“镐京”开始，到大唐王朝建都长安，西安十三次作为封建王朝的都城。但无论哪一个朝代的皇帝，面南背北坐在龙椅上，往秦岭方向一望，既有安全感，又很无奈。
令皇帝感到安全的是西安周围的地形。西安地理位置优越，“东有函谷之固”，“南有秦岭山川之险”，四面环山，又在众多关隘的保护之中，易守难攻，是帝王建都的绝佳选择。
任何事情都是辨证的。让皇帝感到安全的是地形，感到无奈的也是地形。打开中国地图，从统治者角度上看，位于西安的中央政府要想统治好汉水流域及长江中上游一大片区域，必须跨越秦岭，到达汉水。
从西安到汉水，步行小路是有的，但要想建一条能沟通南北、吞吐物资的战略通道，则难于上青天！
为了打通从西安到汉水的战略通道，镐京的西周王朝在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的秦岭西边海拔较低处开通了到达汉水的第一条路线，即“镐京—汉中”线，俗称西线。这条线路北起镐京，越过秦岭，通过235公里长的“褒斜栈道”，再经过100多公里的山路，到达汉中城固县，总长达410公里。
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第一，工程浩繁，难于修建。《中国古代交通》考证，周人先是用古老原始的“火焚水激”的方法开山破石，然后在崖壁上凿成30厘米见方、50厘米深的孔洞，分上、中、下三排插入木桩，上排木桩上搭遮雨棚，中排木桩上铺板成路，下排木桩上支木为架。中国在春秋时期才出现铁器，战国时期才得以运用。修栈道主要是和悬崖和石头打交道。西周初年，用软铜在悬崖峭壁上打孔，难度可想而知。况且，这几百公里的栈道，其中还有人工隧道，需要多少人力、多少财力？需要攻克多少技术难关？
第二，不安全。木材日晒雨淋，腐烂很快，插入石头的木梁，很容易折断。特别是褒水经大石门到下谷一段，《水经注》记载，因为无法立柱，形成了“千梁无柱”的危险段，“迳涉者浮梁振动，无不摇心眩目也。”
第三，建设费用大，通行效率低，维护费用高。危险地段的栈道，一般很窄，车辆、马匹难以通行，大大限制了通行能力。在水运这一段，城固位于汉水的上游，城固至安康段只能在夏秋丰水季节通航。
时断时续的通道，是不能冠以“战略”二字的。形成战略通道的必要条件是能够全天候运转。在西线渐废之后，西周王朝又开发了东线。这就是几代周王“经营南国”的战略。
到达汉水，是西周王朝的既定目标。西周第一代王周武王于公元前1040年伐纣后，忙于维持稳定，在位仅两三年就去世了，没有时间开辟到汉江的战略通道。
第二代王周成王虽然在位21年，但即位时仅13岁，头七年是周公旦摄政，周公忙于镇压不服他的反对派，又二次灭殷。成王亲政后，忙于继续大封诸侯，以拱卫周王室，忙于加强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哪有机会经营南国？
第三代王周康王在位25年。即位之初，面对各诸侯国对周王室地位的挑战，康王“攘外必先安内”，决心先把内部搞稳了，再经营南国，到达汉水的计划又被搁置了20多年。
就这样，开辟镐京至汉水通道的任务落在了第四代王周昭王 （公元前995-977年在位）的身上。周昭王开辟的是“镐京—丹水”路，俗称东线，这是一条什么样的线路呢？
“镐京—丹水”路是从镐京出发，经过陕西蓝田，从丹水源头的河谷进入秦岭，再沿丹水河谷陆路而下，到达陕西丹凤县的龙驹寨后转船走水路，沿丹水而下进入汉江。
东线的优点在于，陆路的选择比第一条通道“镐京——汉中”要好，但水路仍然运力不济。
如果你在丰水年的夏季丰水期从龙驹寨乘船到汉江，一帆风顺。如果你在干旱年份的枯水期从龙驹寨乘船到汉江，水太浅，是不能行船的。后一个假设，被周昭王忽略了。
昭王第一次南征的时间，《竹书纪年》说是在昭王十六年（公元前980年）盛夏。这时的丹水无疑是丰水期，军容整齐、反应迅速的军队震慑了南国的诸侯们，所以诸侯们纷纷来朝贡。第一次南征胜利后，追随昭王南征的人认为很光荣，就铸造了许多青铜器来记载这件事。比如现在发现的伯簋、鼒簋等青铜器都有记述（《西周的灭亡》第109页）。
昭王第二次南征的时间，《竹书纪年》上清楚地记载，是昭王“十九年春”，“倾宗周之兵悉数南下”，“奋伐荆楚”。据《西周的灭亡》介绍，这次出动的王师是周王朝驻于渭河的西六师，约占周王室军队的一半。这支大军带着辎重，沿陆路从都城到达丹水的龙驹寨后，看到浅浅的丹水，周昭王的肠子都悔青了。
这时的丹水地区缺雨水，又是枯水期，龙驹寨段的丹水段无法行船，导致强大的西六师及堆积如山的军需物资到达龙驹寨后无法沿丹水到达汉江。就这样，近十万人和粮草等后勤物资，挤在这巴掌大的小地儿上，进退不得，狼狈不堪。
开弓没有回头箭，周昭王一意孤行。在王师受困丹水上游的情况下，周昭王只带领少数部队先行南下到达汉江，以少数王师对付荆蛮。这样的对局，胜利的天平自然偏向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荆蛮一方。周昭王是“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停留在龙驹寨的大军眼睁睁地看着周昭王败亡，最后殒命汉水。
西线不力，东线不通，在这种情势下，中线就横空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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