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西县上津镇，是湖北省保存最完好的古城之一，2007年被国家建设部、文物总局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在许多游客的眼中，她是秦巴山系中的一朵奇葩；在专家学者的眼中，她既是古代中国通南达北的水陆转运枢纽，又是当代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西部东进的“东大门”、承东启西的“桥头堡”。顶着诸多耀眼的光环，加上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使上津成为湖北省著名旅游景点之一。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在欣赏长堤柳浪、领略漫川雄关之余，心中总有相同的遗憾。而这遗憾，也是千百年来研究上津历史学者们常常遇到的尴尬，更是关注上津、热爱上津的粉丝们心中长久的痛！
    这遗憾是什么呢？就是上津虽然历史悠久，却没有清晰完整的历史记录。上津的历史在相关志书上只有概略的记录，没有详尽的考证。
    明代以前的志书中，对上津的记述很少。明成化十二年 （公元1476年），大明王朝成立郧阳府后，就开始了郧阳志书的编撰工作，上津才有了正史。公元1484年，由提学副使薛纲纂修的《湖广通志·郧阳府专集》刻板面世。在这部最早的郧阳府志书中，对上津的历史源头介绍得很模糊，“上津古商国地，为禹贡梁州之域。春秋时属晋，所谓晋阴是也。战国属秦，以封卫鞅。及有天下，属内史地。汉为商，属弘农郡。”寥寥几句，就概述了上津几千年的历史。而从汉朝到明朝的建置情况，也只是点到为止，这给后来的上津建置考证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在明朝以后的府县志书中，大多沿用相同的叙述，没有更新和新增内容。正因为如此，许多专家对上津的历史作了总结：“历史悠久却无严格考证，文化灿烂更需系统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县民政部门在编撰地名志时，对上津作了“14次建县、6次设郡、2次置州”的初步结论。因没有详实考证，专家和学者对这个初步结论持保留意见。
    近年来，郧西县高度重视文化保护和开发工作，县委、县政府全力建设上津。按照 “史料要有准确出处、考证要逻辑严密”的要求，发现许多上津新的历史。依据《湖北省建制沿革》和《括地志》，发现远在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上津就是商王族的起源地；根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西北大学教授李之勤考证，在唐代的一段时期，上津是省级建制。根据《四库全书·文渊阁版》这部伟大的史学巨著，发现5位上津平阳亭侯和古鄀国在上津等诸多史料。经过专家学者考证，新发现十位上津令。

    西汉初年的第一位上津令

    从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第一位上津令是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叔孙通。2010年，郧西县编纂新版《郧西县志》，按县领导的安排，增加一卷《艺文卷》，其中一项内容就是翻译古代志书的诗词歌赋，而做好这项工作，必备的工具书就是《康熙字典》。有一次查找一个字，工作人员对字典进行快速翻页时，“上津令”这几个字一闪而过。后来对字典大致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中华书局2010年第一版《康熙字典》（检索本）的第857页“稷”部中，找到“稷，又姓，汉上津令稷嗣。”这个信息。
    发现这个重要信息后，工作人员迅速与当时的县史志办主任李柏青进行沟通，因信息量太少，这位大学专攻政史专业、又在县史志办工作8年的地方史权威专家也拿不准。由此产生疑问：这个上津是不是郧西的上津呢？稷嗣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困扰工作人员很久。
    今年年初，郧西县委、县政府准备编纂出版《千年上津》历史文化丛书。在策划提纲时，工作人员拜访了西北大学教授李之勤。近50年来，李教授身在十三朝故都西安工作，却情系100公里之外的上津。他多次到上津实地调研，撰写了大量论文，其中一篇《论唐代的上津道》刊发在1988年的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四期上，被中科院收录。今年4月6日，听到汇报后他很吃惊，“我研究上津五十多年，为什么没有发现呢？”在后来一个月时间中，李教授对发现的十位上津令一一进行甄别，特别对上津令稷嗣作了全面解答。
    李教授解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稷嗣是谁，因什么功劳被朝廷封为上津令？根据 《中国人名大辞典》得知，稷嗣就是西汉初年大名鼎鼎的开国功臣叔孙通。
    叔孙通生年不详。在投靠刘邦之前，叔孙通的名气就很大，秦始皇封他为待诏博士，秦二世封他为博士。看到秦朝快灭亡了，他投奔义军，成为项羽的谋士之一。因为不受重用，他转投刘邦。“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意思是，叔孙通开始投靠刘邦时，刘邦并不喜欢他，于是他投其所好，改穿刘邦喜欢的服装。正是这次成功的投机，使他尝到甜头，在刘邦平定天下后，他开始更大的投机。
    刘邦一统天下后把秦朝的礼仪废除，力求简易。上朝的礼仪简单了，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皇帝没有威仪，许多大臣们在朝堂上经常做出失礼行为，如饮酒争论、醉后喧哗，甚至拔剑击打宫殿柱子。因此，汉高祖刘邦很不高兴。
    正在这时，叔孙通适时出现，“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他上书皇帝刘邦，建议制订宫廷礼仪。这正合刘邦的心思。为把皇帝的威严和尊贵最大程度地展现出来，他专门到礼仪之都鲁国故地征召三十名儒生到长安，协助制订宫廷礼仪，并举行多次彩排。经过长达两年的充分准备之后，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完工，汉高祖刘邦首次使用叔孙通制订的宫廷礼仪举行新年朝会时，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像一个皇帝。《史记》记载朝会的整个过程：天亮时，由谒者掌礼，来访者依次进入殿门。宫中设有车骑、步卒守卫等。殿上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入殿。功臣、列侯、将军及其他军官在西列队，向东而立；文官自丞相以下在东列队，向西而立。皇帝乘辇出房，百官手执帜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领六百石薪金的吏员依次奉贺。这时，自诸侯王以下无不肃然起敬……
    朝会完毕，刘邦大喜之余，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随后，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250公斤，赐号稷嗣君，封上津令。西汉初年的政区沿袭秦制，实行两级政区体制，一级政区为郡、国，二级为县、邑、侯、道。刘邦开国之初，功臣如过江之鲫，叔孙通能有此封号，着实不易。另外，秦朝以前的上津，本就是大功臣的封地，远在舜时期，治水功臣契就受封在上津；再如商鞅，本名卫鞅，公元前350年因变法有功受封于上津，当时的上津就叫商，所以叫商鞅。
    那么，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却鲜为人知呢？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叔孙通来说，无论是自己本身的“叔”姓，还是后来皇帝赐封为“稷”姓，这两个姓都是小姓，三国以前，被称为“小宗（族）之人”，魏晋的门阀社会中，更是小户，相对来说，被社会重视的程度较低。再加上“叔”姓、“稷”姓人员稀少，在传播上也有局限。第二，古代的辞典不能反查，不能搜索，这也局限了叔孙通就是稷嗣君的传播。正是这个原因，“汉上津令稷嗣”的史料被藏了几百年。第三，《康熙字典》以后的大部分辞书，包括近现代出版的 《辞海》、《辞源》及诸多人名大辞典，只有“稷嗣君是叔孙通”的解释，却没有“上津令”的字眼。《四库全书》中的《字书之属》和《万姓统谱》中虽然明确写着“上津令稷嗣”，但《四库全书》发行量小，又是皇家专用，限制了知识的传播。

    大唐王朝的四位上津令

    唐朝采取的是州县二级制，公元627年，按山川形势，唐太宗把全国分为十道，史称贞观十道。上津设上津县。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朝时的上津县属山南东道商州辖地，郧西属山南东道均州郧乡县辖地。唐代的四位上津令贯穿初唐（618年至712年）、盛唐 （712年至765年）、中唐（766年至835年）、晚唐（836年至906年）四个时期。
    初唐的上津令是杨琮，《四库全书·子部·白孔六帖·卷八十六第二十页》和《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五·裴阳宋杨崔李解》详细记述了杨琮的背景、主要事迹和生平。
    杨琮的祖父叫杨纰，字瑶光，华州华阴人，五世祖缙，为南朝陈国的中书舍人、武康郡公。杨琮的父亲叫杨林甫，任陈国都督的时候，刚好遇上隋灭陈之战，杨林甫坚持了3年才投降。隋王朝迁到长安后，杨林甫又受重用，被任命为柳城太守。李渊反隋时想拉拢杨林甫，就派杨琮出面做工作，“遣其子琮招之”，成功后封杨林甫为检校总管。当时的李渊还在打天下阶段，根正苗红、政治可靠的杨琮屡受重用。
    据《新唐书》记载，“琮字孝璋，为上津令。会天下乱，去官，与秦王同里居。”意思是杨琮担任上津令后，天下乱得更厉害了，于是他辞官返乡，同秦王李世民混在了一起。“里居”，辞官返乡居住的意思。杨琮的父辈迁到长安居住，长安就成了杨琮的故乡，“里居”指的就是返回长安。与此同时，李世民随父起兵，于隋大业十三年占领长安，就这样，杨琮和秦王走到了一起，“与秦王同里居”。
    与唐太宗有了这层关系，杨琮的结局很完美。《新唐书》记载，“武德初，（琮）为王府参军，兼库直。隐太子事平，诏亲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独预，太宗赐《怀昔赋》，申以恩意。历沔、绥二州刺史。姆馈孺子以饼，妻伪受而弃之垣外，人咨其廉。”
    盛唐时期的上津令是郑密，出处是《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汉至五代·昆陵集·卷十二·唐故商州录事参军郑府君墓志铭》。这篇墓志铭《全唐文》也全文收录。墓志铭全篇800多字，第一句“公讳密，字慎微，荥阳开封人也”，介绍了郑密的籍贯。后面介绍他的祖辈们 “历汉、魏、晋迄今”，说明郑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至于郑密的仕途，则是一步一个脚印，“初仕赵州柏乡尉，所莅位不过一扃，而政行一邑。”就政风来看，“廉使省风俗至赵，赵父老率吏人数千，遮道称公之能，识者韪公材且得众”，表明郑密非常廉洁，深受百姓爱戴。安史之乱时，护民有功，拜商州洛南令，仅仅数月，就“讼平赋均”。因为出色的政绩，“监察御史李椅、殿中侍御史王延昌、御史中丞元公载并表言其状，诏书褒称，加公寿王府户曹参军，洛南如故。无何，迁上津令，专知转运水陆漕挽。”意思是说：郑密在洛南任县令时，政绩卓著，三位御史上书朝廷为其表功，朝廷加封郑密为 “寿王府户曹参军”，但仍任洛南令，没过多长时间 （无何），到上津任县令。在上津，郑密 “邦都移用，赖公而济，徙大理评事”，这样的施政理念又得到商州刺史卢浦的赏识， “遂以本官兼商州录事参军”。商州的御史中丞王延昌上书朝廷，推荐郑密任御史，圣旨未下，郑密却 “会疾终於位，春秋五十，是岁广德元年八月七日也”。
    上津令郑密于广德元年，即公元763年去世，这一年他五十岁，依此推理，他出生年应是公元713年。郑密生活的时代刚好是盛唐的黄金时代。
    中唐时期的上津令叫郭彥崇，有两个出处，一是《新唐书·卷七十四·表第十四·宰相世系四 (郭氏)》，这里面有一句话，“（郭）彥崇，上津令。”二是《湖南桃源沙萝郭氏分支张家界中湖郭氏系族录》，通过族谱中的《汾阳堂郭氏·桃源沙萝郭氏分支张家界中湖郭氏系族录》可以看到，郭家的开基祖第一世是唐朝大名鼎鼎的郭子仪，郭彥崇是郭子仪的第六世孙，他的父亲叫郭端夫，“官至太原县令，后迁太中大夫。”
    晚唐时期的上津令叫杨授，《四库全书》中有两处出处，一是《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福建通志·卷三十三第六十四页》记述，“杨授，上津令。”二是《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同姓名录·卷十一》中，介绍了杨授的经历，“唐杨授，尚书杨嗣复之子，大中进士，昭宗时刑部尚书。”

两位诗人上津令

    “一夜欲开尽，百花犹未知”，这是一句流传千古的著名诗句，诸多大家、名家对此佳句评价甚高，清代一代文宗陈沆更是赞赏有加。这首诗出自《早梅·江南近腊时》。在古体诗词中，以《早梅》为题的诗很多，其中唐代的张谓、宋代的柳宗元、明代的道源等几十位名家的代表作最受欢迎。与这些名声显赫的大家相比，这首《早梅·江南近腊时》毫不逊色。
    这首诗的作者叫熊缐，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进士。后唐时期，熊缐不仅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著有《熊缐屠龙集》五卷，还是一位著名的官员。后唐存续时间短，加上战乱频繁，许多珍贵史料毁于战火，关于熊缐的资料并不多。即使这样，在有限的资料中，还是能找到熊缐从政的经历，特别是关于他担任上津令的史料。
    《四库全书》中的《新五代史》、《唐才子传》、《文献通考》等多处提到熊缐，其中《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新五代史·卷四十七第十九页·刘景延》中的记述最为完整：“刘景岩，延州人也。……晋高祖即位，即拜景岩节度使。景岩从事熊缐，为人多智，阴察景岩跋扈难制，惧其有异心，欲以利愚之，因语景岩以谓边地不可以久安，为陈保名享利之策，言飺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岩信之，岁馀其获甚多。景岩使缐朝京师，缐乃言，‘景岩不宜在边，可徙之内地。’乃移景岩飺州，缐入拜补阙，而景岩又徙镇保义，居未几，又徙武胜。景岩乃悟缐为卖己，遂诬奏缐隐己玉带，缐坐贬商州上津令。缐惧景岩邀害之，道亡，匿山中。”
    上津人才辈出，上津的县令也各领风骚、各有特色。目前发现的十位上津令中，除熊缐以外，还有一位是明代的陈一贞。根据 《郧西县志·艺文卷》（无倦堂版）记述，陈一贞是浙江斗源人，担任过上津令。目前的史料除了十几首诗外，没有陈一贞的其它资料。

    明代的三位上津令

    明朝洪武元年 （公元1368年）复设上津县，隶属襄阳府。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郧阳府成立，同时成立郧西县，郧西和上津都隶属郧阳府管辖。
    发现上津令龙西华是依据推理在史料中发现的。工作人员在《四库全书》中寻找盛唐时的上津令郑密的资料时，发现上津虽然历史悠久，但因为频繁建制，经常改变隶属关系，一会儿归湖北管辖，一会儿归陕西管辖，再加上战乱和洪灾的原因，古代遗迹很少。至于文字方面，《上津志》早已失传，研究上津的历史只能是旁征博引。上津于三国曹魏黄初四年 （公元223年）建县的这项考证，还是清末大地理学家杨守敬在考证其他论题时发现的。既然能在 《四库全书》中汉至五代这一部分的墓志铭中发现上津令郑密，那么， 《四库全书》中其他不同时代的墓志铭文中就很可能有关于上津的资料。于是，工作人员对 《四库全书》中的墓志铭进行全方位搜索，在 《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衡庐续稿·卷八第二页》发现了《龙西华先生墓志铭》。
    墓志铭文介绍，龙西华出生于“嘉靖壬午”年，这一年是公元1522年，“享年七十有六”，表明他于1598年去世。龙西华从小就很聪慧，“自幼奇颖，读书过目成诵，文辞坌涌。督学试辄高等至王公，尤赏，异曰：此王守溪流亚也，一时名动四方，从者如云。”但当时的科举舞弊严重，“时宗藩以戚好礼致之”，经济拮据的龙西华“两上春官不第，乃就乙榜”，意思是考了两次没有考中进士，只考中举人。古代进士是甲榜，举人是乙榜。
    龙西华中了举人后，第一个官职是“补江阴学谕”，干了几年后，他被派到河南的封丘当县令。毕竟第一次当一把手，龙西华很努力，却不成功。墓志铭文记载他任封丘令后的施政举措，“……先生（龙西华）痛抑豪强，为民刷除虚税代输公补，惟趋拜（问安问候，向民示好）不以时局，一自信其衷不为猎虚，以是致忤上吏而卒，无以中也。”表明他让豪强、官员、百姓都不高兴，没有把一件好事办好。于是，他被派到上津担任县令，这时候，任职经验已经逐渐丰富，从政理念渐趋成熟，他说：“能改吾封丘令为上津令，而奚能改吾令封丘者令上津也！”意思是，朝廷改封我为上津令，我怎么能用治理封丘的办法治理上津呢？到上津后，他“为之措刑缓敛，禔身弥砺，一意与民休养不为钩距，事暇辄闭阁翻阅古载籍，衙内萧然若僧舍。”意思是他到上津后，采取宽严相济的办法，与民休养生息，倡导社会和谐，衙门像僧舍一样清静，呈现一派繁荣稳定的景象。
    当朝廷要重用上津令龙西华时，他“托疾乞休”，朝廷一直不答应，他“连九请始得归”，上表了九次才获批准。晚年的龙西华不闻世事，安享晚年。
    与龙西华几乎是前后任关系的上津令是王津。王津的资料不多，《光州志》记载：“王津，字济川，商城人。嘉靖四十年 （公元1561年）举人。性恬退，有操守。任上津令，抚爱百姓如慈母之哺婴儿。以抗直见忌，遂挂冠归。栖迟衡泌，寄情于诗酒。得异人传养生术，年逾九十飘然若神仙中人。”
    为什么说龙西华与王津几乎是前后任的关系呢？根据《龙西华先生墓志铭》记述，龙西华是1598年去世的，去世前他因病休息20多年，他任上津令的任期大概是1550年至1570年这20年之间，而王津是1561年中的举人。按明朝用人惯例，举人中举后工作几年后才有可能任地方县令。所以，王津很可能是龙西华的后任。
    最后一位上津令是毛芬，发现这位上津令多亏了《四库全书》。
    2005年，上津举办第一届文化艺术节，上津镇政府办公室主任赵毅在一位群众家里发现一册不到十页的折页书，名字叫《立埠记》，书的尾页注明了作者的名字“毛芬，上津令，崇祯二年”的字样。因为没有相关志书佐证，在地方志书上又没有毛芬的任何信息，再加上这折页是手抄本，这册书的真伪一直困扰着诸多专家学者。去年冬至今，经过西北大学教授李之勤等多名学者确认，《立埠记》是真的。工作人员在《四库全书》中相继发现的一些证据，也佐证了这一点。
    在 《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陕西通志·卷三十一·万历四十年壬子科》的榜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毛芬高中举人的记录。毛芬中举的时间是万历四十年，即公元1612年。 《立埠记》后面标注的 “崇祯二年”的字样，只能说明在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的时候，毛芬以上津令的身份写了这篇文章，但不能说明他是哪一年当上上津令的。但是，凭这几点信息的相互印证，足能证明毛芬不但确实担任过上津令， 《立埠记》也确为毛芬所作。
    《四库全书》另一处还记载着毛芬在上津当县令时的好人好事。在《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湖广通志·卷七十》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雷有恒妻段氏，郧西人，夫亡，氏年二十二，生子甫（刚刚）三月，舅姑年老，氏上侍二人，下抚一子……知县王师臣毛芬旌其门作传以表之。”
    除了作者是上津令毛芬确凿无疑外，西北大学教授李之勤还对《立埠记》的内容进行了考证。李教授说， 《立埠记》这篇文章，用词考究，古文功底沉厚，行文自然，非现代人所能仿作。李教授还对整篇文章进行了注释，几处困扰多年的词语得到了解答。比如 《立埠记》中有这样一句： “卸间以游，集观八宇规艺，品味野八之景，均以乐之。”这里面的 “八宇”、 “野八”是什么意思呢？李教授说， “八宇”，指八处庙宇及会馆，即上津在明清时代的八大人工建筑，即城隍庙、武昌庙、黄州庙、杨寺庙、元贞观、山陕馆 （南会馆）、北会馆、河南会馆； “野八”，指城外的八处景点，即长堤柳浪、伍峪青幔、天桥古洞、嵩山仰面、白岩云桥、三山叠翠、铁箍云峰、仙鹤凌霄。
    李教授研究上津历史五十年。他说，对上津的情感和期望和上津令毛芬是一样的。他用《立埠记》最后一句话代表对上津的祝福：“吾渴繁市久存，予民以详安之生，能否？吾何以能言也！”

【 作者简介】：

    王太宁，郧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千年上津》主编。陈新闻，自由撰稿人。组稿：郧西县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