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郧西两个人同是“拿”别人手机，结果却大相径庭

日前，郧西县人民检察院对两起公安机关移送审查逮捕的“丢手机”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理结果，一起案件批准逮捕，一起案件不批准逮捕。

今年5月20日，康丽丽(化名)来到县城城隍庙街某鞋店门口时，见店门口停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车把储物盒内有一部手机，环顾四周，见无人注意便将该手机拿走据为己有。经查，该手机系电动车车主所有，其因进店购鞋遂将电动车临时停放在鞋店门口。经郧西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被盗手机价值人民币1077元。

今年6月18日，摩的司机柯立明(化名)在县中医院门诊部门前等客，见张大力(化名)在街边买东西顺手将手机放在裤子口袋，遂趁其不备将其裤子口袋里的手机“拿”走。后将手机藏匿在中医院花坛里。经郧西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被盗手机价值人民币850元。

公安机关先后将康丽丽、柯立明以涉嫌盗窃罪移送郧西县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经审查，郧西县检察院认定：康丽丽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但罪行较轻，无逮捕必要，不予批准逮捕；认定柯立明的行为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有逮捕必要，决定批准逮捕。

为什么看似相同的行为，结果却大相径庭呢?

据承办案件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康丽丽“拿”走停放在街边电动车里的手机，虽构成盗窃罪，但其系偶犯、初犯，主观恶意较小，被盗手机价值刚超过盗窃罪立案起点，案发后能够认罪，积极退赃，赔偿受害人、取得受害人谅解，社会危险性较小，无逮捕必要。

而柯立明盗窃手机的价值比康丽丽盗窃的手机价值还低一些，为什么却被批准逮捕了呢?检察官表示，是因为他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刑罚，此次在公共场所“拿”走他人手机，系扒窃行为，扒窃与一般盗窃行为相比，其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更大，公民在公共场合对财物占有的安全感降低。行为人在人员众多的场合盗窃，体现了其行为更大的主观恶性，且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较差，具有社会危险性，有逮捕必要，遂决定批准逮捕。

检察官说法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个独立罪状直接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扒窃行为的四个特征：一是公共性，即扒窃行为须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二是技术性，扒窃是从被害人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进行盗窃，如衣服口袋、挎包等，或是在被害人视线内、近距离内盗窃，行为人要取得财物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能，而拥有这些窃取技能的往往是惯偷；三是秘密性，即采取非暴力的和平手段转移他人占有的财物；四是财物的随身性，贴身性，即财物是在被害人的视线，肢体、感觉的紧密控制、现实控制、直接控制之中。当然，“扒窃”脱离了普通盗窃以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但是对扒窃追究刑事责任，既要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基础上，考虑到整体的犯罪构成，还要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罪责刑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