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只会简单的加减法，稍微复杂一点儿的账便不会算。由于不识字，到城市不认识路标，生怕走丢，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故而，读书在母亲眼里是最有价值的事。在我5岁的时候，她就用棍子把我赶到了学校。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很多家庭饭都吃不饱，更不用说送孩子上学了。被母亲送进校园的我，虽然坐在教室里，可心里却想着和小伙伴们到田野地头玩耍，向往和他们一起在天地间自由地呼吸。于是，我经常逃学，也因此，常常被母亲拿着棍子追着打。
一次，我逃学和一个小伙伴到地里偷红薯。那时刚到6月，红薯秧才长藤，红薯都还没长大，我们把一些小红薯挖出来吃了，把红薯藤又栽回地里，想瞒过大人。谁知，太阳一晒，一大片红薯藤全死了，红薯地的主人找上门来，母亲气急了，狠狠地把我揍了一顿。有邻居来劝，母亲赌咒说：“要是这娃子长大有出息，我把大河水喝干。”
大河水是喝不干的，我知道母亲一定是疼到了心里。打那以后，我那颗狂野的心稍有所收敛，从此安安分分地坐在教室里上课了。
12年寒窗，我换来一个中专文凭，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后来又通过自学当上了一名公务员。12年里，我们家没杀过一头猪，每年吃菜油不超过5公斤，只有在新年时孩子们才偶尔有一套新衣服、一双新袜子，而大人的衣服则全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
家里出了一个有文化的人，在母亲看来，她吃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而我幼时的一个小伙伴，勉强读完小学后便回家帮父母干活，然后外出打工，最后却成了资产过千万的老板。我问母亲：“读书值吗？”母亲一脸茫然，竟答不上话来。
（二）
农村艰苦，母亲一直过着为钱发愁的生活。虽然母亲渴望钱，但却有着自己的“金钱观”。
农村人情来往多，谁家有事，母亲都会去。上世纪80年代初，送个礼2元，后来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200元……越来越多。在农村，每年送礼的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记得，当时我们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就靠每年养的几头猪卖点儿钱。农闲时，母亲到山上挖草药，父亲则到矿上务工，家里的积蓄全是父母一点点儿积攒起来的血汗钱。
乡亲们同样也不容易。别人家有事，我们送礼祝贺，而我们家有事，母亲则尽量瞒着。农村有过36岁生日的习惯，别人过36岁生日，我们去祝贺，而母亲过36岁生日时，虽然亲戚朋友都来祝贺，可母亲却在第二天挨家挨户把礼金退了回去。对实在推托不掉的礼，母亲则常说：“要收一礼还一打，不能让乡亲们吃亏。”在母亲的价值观里，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受损。
伴随着母亲的言传身教，我一天天长大，也养成了遇事不张扬、不拖累别人的习惯。自从当上公务员后，母亲生怕我过不了 “金钱关”，常对我说：“名声很重要，钱就像身上的泥巴，一抖就掉了，千万不要去拿不该拿的钱。”
（三）
母亲一辈子务农，对农产品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轻易浪费一粒粮食。我们吃饭时若掉一粒米饭，母亲非让我们用筷子夹起来吃掉不可。
老家有几棵板栗树，板栗收获后，母亲小心冀冀地把板栗埋在沙堆里保鲜，想在腊月卖个好价钱。
前年春节前的一天，寒风刺骨，出奇得冷，母亲却带着30多公斤板栗从一百多里外的老家赶到县城卖。虽说有钱不买腊月货，但这回却是有货难在腊月卖。母亲早晨6点从老家坐车来到县城，请别人帮忙称秤、算账，忙活了大半天才卖了十几公斤。
接到母亲请别人打来的电话，我担心不已，赶紧来到联系点。看着寒风中的母亲，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没有文化的母亲在大街上是多么的孤单和无助啊。我劝母亲，没人买算了，她不肯。最后，我灵机一动，找来一位朋友，给朋友200元钱让他充当 “顾客”，把母亲的板栗全部买下来。当我走到母亲跟前，母亲兴奋地说： “刚来了一个好心人，把板栗全部买走了，东西总算没有糟蹋。”可她哪里知道，我先后为此花了四五百元，超出她卖板栗收入一倍还要多。
看我不屑一顾的神情，母亲对我说：“劳动得来的食物，一定不能糟蹋，想想饿饭的时候，吃草根、树皮，一粒粮食都是好的。”最后，母亲又说：“这次来城里值得，不仅把板栗卖出去了，还见到了我的儿子。”我心里一酸，母亲不辞辛苦、不怕寒冷来到城里，原来还有对儿子的一份思念。
由于工作等多方面原因，到县城工作后的我每年难得回几次老家，每次回去也只短短两天时间。此时，我深深地理解了母亲的另一个价值观：能否赚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劳动果实不能浪费，还多了一次见儿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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