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玄”，是道教的核心理论之一。当唐代道教在安徽齐云山大兴，当明代皇室大修武当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道教圣地却被世人渐渐遗忘，她就是今天郧西县城南的玄鼓山。
　　玄鼓山是鄂西北及陕南大面积地区重要的道教圣地。几千年来，频繁移民的相互交融，多种文化的碰撞融合，特别是面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的激烈竞争，玄鼓山包容万象，容纳别人的同时保存自己、发展自己。自东汉顺帝至今1800多年来，除了清朝康熙时因避康熙玄烨的讳改名为“悬鼓山”外，道教一直在此生生不息。如果说武当山古建筑群是以金顶为中心的八百里武当，那么玄鼓山道教圣地就是以玄鼓山为中心的三百里道场。
　　那么，1800年前，道教的源头五斗米道为何在此布道，玄鼓山究竟有何魅力而长盛不衰，真武大帝为何在此修行呢？

　　一、真武修行玄鼓山

　　世界上无论是哪一种宗教，其信徒崇拜对象的年龄段是固定的，如哪吒是儿童形象，嫦娥是年轻美女，绝不会出现中年哪吒、老年嫦娥的神像，但真武大帝是例外。
　　明永乐初年，朱棣就审定了真武中年的形象。可在永乐十七年，他又下旨武当山要建真武童身像。大明天子既然高度重视，那为何只建真武的中年像、童身像，而不建真武的青年像呢？
　　原因是，早在宋代以前，郧西玄鼓山玄鼓观就有真武大帝的青年像。
　　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四月，朱棣向南修武当的总提调官、驸马都尉沐昕颁发谕旨：“其太子岩及太子坡二处，各要童身真像。”为了让沐昕能准确领会自己的意思，朱棣在圣旨中还特别提到要亲自审定画像草图，“尔即照依长短阔狭，备细图进来。”（《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
　　长期以来，真武给世人的形象是中年型的，而朱棣要修建的却是真武大帝童身像，这是什么原因呢？专家分析，原因有三：与武当山的历史有关；与朱棣的造神理论有关；与当时的真武信仰危机更有关。
　　在今天，武当山当之无愧是天下第一道教圣地。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却一路坎坷。
　　武当山历史悠久，据现在的文献，武当应是春秋时设县。南北朝时的郦道元（？——527年）撰《水经注》时，把武当山记载成太和山、仙室、谢罗山，大加褒扬，“山形特秀，异与众岳”，武当山一时名扬天下。
　　洞天福地是道家们苦苦修道的痴痴向往，也是道教名山的标志。然而，武当山名气虽很大，历史上曾有很多道人在此修道，但很长时间很难得到主流道家们的尊崇。在东晋以后诸多著名道家构筑的魅力无穷的天国系统——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中，武当山名落孙山。
　　自唐代佛教兴盛以后，武当山成为一个泛宗教的场所，道教、佛教在此纷争不断。佛教说武当山是西方净土，道教说武当山是神仙之府。佛教在武当山不仅建有“碧瓦鳞布、朱栏翠飞”的“梵宫”，还在狮子峰开凿了石窟佛像。直到李唐王朝时期崇尚道教，唐太宗敕建五龙祠，才使道教在武当山能与佛教分庭抗礼。公元901年，官至户部侍郎、别号东瀛子的道教徒杜光庭抓住机遇，借着删定《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的机会，把武当山列入七十二福地的第九福地。
　　宋元时期，宋真宗封真武大帝为“镇天真武灵应佑圣真君”，元代忽必烈数次降香命武当道士为皇帝祈福祝寿。虽然武当山道教的地位如日中天，但是由于道教内部的意见不一，道教经书和典籍相互冲突，以及其它宗教对真武和武当山的质疑及诘难，为道教在武当的发展埋下了隐忧。常言君权神授的皇帝们对此很担心，而声言真武大帝授权的永乐皇帝朱棣则更担心。
　　朱棣从侄儿手中夺得皇位，为了证明自己当皇帝的合法性，让天下信服，他编造自己当皇帝是“真武神授”，说靖难之初及过程中都得到了真武大帝的护佑。于是，在攻入南京后黄袍加身的第二个月，他派遣神乐观提点周原初“祭北极真武之神”。还采取高压政策，残酷杀戳建文帝的旧臣和不同政见者。
　　面对朱棣的残暴，反对者们绞尽脑汁，想出了对付朱棣的办法：既然朱棣说真武大帝护佑他，既然朱棣大修武当，那么就“釜底抽薪”，在真武大帝和武当山上做文章。
　　第一，做武当山名的文章。拥武当者为了把真武和武当结合在一起，想出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非玄武不足以当之”，并把这句话说成是武当山名称的来历。反对者则认为，武当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国抵挡秦国的前线，“武当”与“武关”一样具有“以武挡敌之意”。远在春秋时，“武当”的名称就出来了，而那时还没有玄武或真武的信仰。
　　第二，做真武出生地的文章。北宋时期，《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记载了真武降生的一个细节：“昔有净乐国王与善胜皇后，梦吞日光，觉而有娠，怀胎一十四月，开皇元年三月三日午时，诞生于王宫。”净乐国在哪里呢？拥武当者认为，净乐国就在武当山。而反对者则认为，《太上说紫微神兵护国消魔经》也是道教的重要典籍之一，它却记载真武生于广宁宫。就出生时间而言，《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说真武生于“开皇元年三月三日”，而人间没有“开皇”的年号。反对者还认为，就出生地而言，净乐国地点在哪儿也不清楚。
　　第三，做真武像的文章。民间有“真武神，永乐像”之说，意思是朱棣借建武当山的机会，把真武的像换成了自己的像。反对者不敢明说，就拐弯抹角地反对。《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记载，“玄天圣祖八十一次显为老君，八十二次变为玄武”。反对者抓住这一点，认为既然真武一直在投胎，一直在变化，次数太多，形象太多，与其他神的固有形象不一样，就没有必要建神像。
　　面对反对者们喋喋不休的舆论，朱棣显示出智慧的一面，采取多种方法应对：
　　对于武当山名的质疑，朱棣不作解释，利用皇帝能够赐封的权力，对武当山一直大封特封，把武当山封为“天下第一名山”。永乐十三年，朱棣令礼部专门铸造“天下第一名山”的大印，着专人遣送到武当山。
　　对于真武出生地的质疑，朱棣深深明白做了再说的道理，于永乐十七年四月赖建净乐宫。（《武当道教史略》）
　　对于真武像的质疑，朱棣更是细心。既然真武大帝中年的座像已经有了，真武大帝又是中年成仙，按“神仙不老不死”的逻辑，就不能再建真武老年像，于是，在真武的出生地净乐宫建好之后的第二年，即永乐十七年，朱棣专门颁旨建真武童身像。
　　众所周知，童年、青年、中年是凡人成长的三个过程，也是真武成长、修行、成仙的三个阶段，为什么皇帝朱棣只建真武大帝的童身像和中年像，而不建青年像呢？
　　答案是，在离武当山仅仅130公里的郧阳南门堡（即今天的郧西县。南门堡在明永乐时属郧阳管辖，明成化十二年在南门堡设郧西县）玄鼓山玄鼓观内，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建有真武的青年座像。
　　北宋帝王十分推崇真武，民间修道成风。据《郧阳志·同治版》记载，北宋时，一位名叫周恭的道人从当时的道教圣地终南山南下，隐居在上津修道。得知真武大帝曾在玄鼓山修道十年时，周恭怦然心动，于是，他效仿真武，也在玄鼓山修道十年。十年间，他一边修道，一边想法设法扩建玄鼓山道观。为了让当地百姓进一步了解真武，也为了表示虔诚，周恭在三清殿两侧的墙面上刻画了24幅真武年轻时在玄鼓山修道、成仙的壁画。这些壁画明永乐时修复，在文革时被毁，1984年重建时由老艺人恢复。现在的祖师殿中，真武飞天的壁画仍栩栩如生。
　　按道教理论，《太上老君历世应化图说》所载的老子成仙的变化是八十一化。而玄鼓山玄鼓观的三清殿中，主人公由老子变成了真武大帝，因为主要记述真武在玄鼓山修行十年的过程和成仙简历，所以在这儿的变化由八十一化减为二十四化。

　　二、玄鼓山与五斗米道

　　真武大帝、周恭等在郧西玄鼓山修道十年，原因是郧西曾是五斗米道的重要布道区，而五斗米道是道教的源头。郧西及上津大面积地区是五斗米道起源地的重要教区，玄鼓观是五斗米道的重要道观。
　　中国神仙学说久远，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就传说黄帝一边作战，一边学习成仙之道。战国时期，仙人、仙境、仙药传说风行，老子、庄子、杨朱等诸多道家百家争鸣，但没有形成正式的宗教。传统道教研究学者们认为，道家是个人活动，道教是群体活动。宗教是有组织的、有神职人员的、有精神领袖的，这是宗教形成的标志。
　　道教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且几波几折。从夏商开始起到东汉初年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道教形成已经是必然趋势，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东汉顺帝时（126~144年），太平经广泛传播，导致后来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后，太平道日趋衰微。
　　同样是东汉顺帝时候，沛国丰人（江苏）张道陵到蜀地学道鹤鸣山中，信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五斗米道以太上老君为教主，“主以老子为五千文，使都习，号奸令”，又供奉“三官”（天官、地官和水官），虽然朝廷认为它“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但它的基本教义、核心崇拜内容都与主流道家们雷同，又影响了后世道教的发展，所以在中国道教史上，五斗米道是公认的道教源头。
　　张道陵创立的道教开始影响并不大，后来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修利用后，发展迅猛。再后来，张鲁杀了张修，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五斗米道步入高峰时期，其范围以汉水中游为中轴，东至现在的郧县，西至陕西勉县，南至四川达州，北至秦岭，郧西及上津是重要的活动区。
　　据《郧西县志·1995版》记载，东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张鲁据汉中郡，郧西县境属张鲁控制，到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五斗米道在郧西特别是南门堡（今郧西县城）盘踞达十年之久，而当时玄鼓山上的玄鼓观是惟一的道观。
　　玄鼓山何时命名无从考证，但玄鼓山上的玄鼓观历史清晰，按正史记载及推论，据今已有1821年了。从道教角度上说，玄鼓观是中国最早的道观之一。

　　三、道家为何青睐玄鼓山

　　玄鼓山是道教起源地之一，又是真武、周恭修道之地。五斗米道及道家们为何对玄鼓山如此青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盛行的“阴阳五行”之说。
　　阴阳学说始于周易，春秋战国时大行天下，虽是道家理论，但为儒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所接受，对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五斗米道布道选择郧西及附近大面积地区，道家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星野，是古代按道家理论综合评价一个地区的重要指标。中国古代社会认为，地上各州郡邦国和天上一定区域是相对应的。一句话，星野就是天上星座对应地上实地的分野。用星野的理论来审视古代郧西，也是一句话：很震撼。
　　郧西直到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建县。郧西古代的历史就是上津的历史。上津古属商，上津的星野如何呢？
　　《郧台志》中说：“商，故弘农郡，为周三辅，入柳一度……而郧之郧、房、二竹、保康，即锡、长利、房、庸之地本汉中郡，并宜入参。上津即商地，宜入柳。郧西分自郧、津宜入参、柳之间”。这段话意思是说，上津就是过去的弘农郡，属周朝都城京畿所辖地区，其星座对应天上的银河。按此理解，无论是地上还是天上，上津所辖郧西大面积地区都是通天达地、占尽阴阳的。
　　有些道家观点认为，上津属“阴”。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当时实力最强大的晋国对上津贪馋欲滴，在你争我夺之后，终于把距离晋国都城新田709公里之外的上津据为己有，命名“晋阴”，所以正史上说上津：“上津，晋阴是也”。
　　按另一部分道家的观点，上津又属“阳”。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丕在上津设平阳县。清末明初史学家杨守敬考证：平阳县属魏兴郡，在郧西县西北。后来由“平阳”改为“津阳”。明成化十二年，“割郧之武阳五里、上津之津阳四里置郧西县”。
　　既“阴”且“阳”，是道家们修道的理想地点。而道家们钟情玄鼓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郧西正处在中国两大地理区域分界线的“十”字交叉点附近。
　　这个“十”字交叉点的竖线是地形分界线。在中国地势三级阶梯中，沿“大兴安岭—太行山脉—雪峰山”的竖线，把中国中东部地势分为第二和第三级阶梯。郧西刚好处在这条分界线的西侧。
　　这个“十”字交叉点的横线是气候分界线，即“秦岭—淮河”一线。郧西刚好在这条分界线的南侧，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处于“十”字交叉点附近的郧西，四季分明，雨量适中，温度、湿度和日照都是最理想的指数。如果沿地形分界线再往东则空气太湿，再往西北则空气太干；如果沿气候分界线再往北则太冷，再往南则太热。
　　在古代五行学说中，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郧西位于五行方位的中央“土”，既通天入地，又占尽阴阳，在道教徒的心中，这是最理想的修道地。

　　四、玄鼓山通天之玄

　　在道教理论中，“天”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在道教信徒心目中，“天”是修道成仙之后的归宿。道教认为天界分为若干重，最初的一重叫“欲界六天”，最高的一重叫“大罗天”，是元始天尊居住的地方，仙界由低到高分为三十六重天。
　　对于修道者来说，找到通“天”的捷径，就是修道的捷径。自东汉五斗米道在郧西布道开始起，信徒们就在寻找通天的道路。一开始，他们选择的是郧西境内的钖义山。“钖义山，县西百八十里，方圆百里，如城，四面有门，有石坛，相传列仙所居，山高水深，生薇蘅草，风至不偃，风静自摇。”（《郧台志》）为了省去通天之路的距离，道教徒们把钖义山更名为“天心山”，即“天”的中心。道教徒们认为，我们就在“天”的中心，不需要再寻找“通天之路”了。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名字起大了就会带来问题。钖义山（今郧西羊尾一带）临汉江，易发洪水，每次洪水淹没农田给百姓带来灭顶之灾时，老百姓就质疑道观中的道士：“洪水成灾，‘天’的中心就是这个样子吗？”气愤的老百姓把钖义山改名“羊尾巴山”。种种诘难，搞得道教徒们很被动。
　　为了找到通天的道路，道教徒们把目光重新投向玄鼓山及玄鼓山下的那条河。在魏晋以前，这条河叫里河，意思是“山里的河”。站在玄鼓山顶举目远眺，“一望平旷，二水交流”。玄，本来就有黑色的意思。道教徒们把玄鼓山黑色的石头、玄鼓山周围的环境和里河流经的地貌一结合，就搞了一个大胆的改名，把里河改成“天河”，从此，“通天之河”找到了，“通天之路”也找到了。
　　为了包装这条“通天之河”，道教信徒们费尽了心思。为了使天河的名字更像，他们这样描述天河，“天河，出商洛虎鸣峪，驾山而下，过汉，如自天来”。道教讲究包容兼收，天河也“海纳百川”，一统几条河，“郧水之环城者四，曰天河，曰激浪，曰五里，曰直峪，惟天河为众水所会”，意思是天河流到玄鼓山附近时，把激浪河、五里河、直峪河等三条河都收了进来，再“经四十余里，南注于汉”。这样，“通天之河”和玄鼓山结合得更紧密。
　　最能体现道教理念的，是道教徒们把天河的源头叫天桥河，“通天之桥”的意思。今天，天河的源头仍然叫天桥河，这条河所在的村叫天桥村，所属的乡镇是陕西省山阳县天桥乡。
　　找到了“通天之河”，玄鼓观的道士们更有底气。于是，他们在玄鼓山的对面建起了“天池庵”。明代，郧西的士人们又借嘉靖皇帝迷恋道教的“东风”，打造了流传几百年的郧西八景之一——“天池映月”，就这样，玄鼓山的“通天之路”被道家们铺好了。

　　五、玄鼓山与道教传播

　　研究武当山几位著名顶级道人的修道路线时，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或现象：他们从北方到南方，或从南方到北方时，总是以郧西及上津地区为通道，比如：
　　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老子在正史中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471年，在函谷关骑青牛而去。武当道教研究学者则认为，老子最后在武当山青羊桥与尹喜相见，最后一同仙去，不知所终。周昭王时尹喜为函谷关令，自从读了老子的《道德经》后，痴迷修道，最后到武当山修成正果，成为道教的护法神，归栖于武当山三天门石壁之下，“石门石室，喜之所居”。函谷关在郧西的东北，武当山在郧西的东南。
　　道教发展的最高峰是明朝，明朝最尊崇的凡间人物是张三丰。《武当道教暨神仙人物》中考证，张三丰67岁时在陕西终南山修道，77岁时南登武当，以后又多次在两地云游。终南山在郧西的北部，武当山在郧西的东南。
　　真武大帝是道教信奉的神。这位神龙不见首尾的高人，不但在玄鼓山修道十年，其在凡间的出生和修道也是在郧西的南北两个方向徘徊。据《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中载，真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第八十二次变化之身，北宋开宝年间，玄武神降于终南山，后来在武当山修行四十二年，最终得道飞升，成为道教的崇奉神。
　　不仅道家们个体行为如此，在道教的传播上，不同时代的道教圣地也总是在郧西及上津的南面或北面交替繁盛，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大军破张鲁后，五斗米道从汉中及郧西地区向外地传播。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其主流传播到南方广东的罗浮山，其代表人物是为道教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葛洪。到南北朝时，北魏又大信道教，为道教完备教规礼仪的冠谦之在郧西北部的华山、嵩山修道。唐宋以后，道教的圣地总是在终南山、武当山之间变换，此起彼伏。
　　无论是道家，还是道教，总是在郧西的南北部活跃，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玄鼓山不仅仅是道教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道教的传播上，它是由南到北、由北到南的中转站。
　　中国古代的交通以水路为主。西周时期，都城位于镐京（今西安附近）的周王朝为了加强对汉水流域及长江中上游大片区域的统治，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打通了数条通往汉水流域的要道，其中包括“镐京—上津—汉水”这条最重要的战略通道。
　　这条沟通中国南北的战略通道的起止是：从镐京出发沿陆路到蓝田、商州，再由商州到上津，然后沿金钱河水路到达甲郡（今郧西夹河），甲郡位于汉江岸边。这条高速、便捷、安全的战略通道，四季通航，周王室兴奋之余，把金钱河命名为甲水，把金钱河边的山命名为甲山，把夹河命名为甲郡。从此，上津成为由北到南的中转站，其南北东西四个城门分别命名为“达楚”、“接秦”、“通郧”、“连汉”，气势非凡。
　　但好景不长。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丕在上津设平阳县，这位在北方长大的帝王把这条线路更改了，即前面的陆路段“长安—蓝田—商州—上津”不动，后面沿金钱河的水路路线改为陆路，沿“上津—黄云—香口—郧西—天河口”，即达汉江。
　　也正是这条线路，使郧西成为“长安—汉水”这条沟通南北通道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古代地方志这样说郧西：“东连均阳，西枕金洵、南阻汉水，北抵商洛”，完完全全的十字枢纽形象。正是这条沟通南北的战略通道，加上寻道、问道者对道教起源地的虔诚向往，郧西成为道教南北来回传播的枢纽，玄鼓山成为道家四方云游的中转站。

　　六、玄鼓山名称的来历

　　早在五斗米道此前的五百年，玄鼓山就叫玄鼓山。玄，黑色的意思。这里山石灰黑，山形如鼓，因此名叫“玄鼓山”。五斗米道在此布道，玄武、周恭在此修道，都与玄鼓山的美名有关。
　　近几百年来，郧西县城有两个标志性的景点，一个是渡春桥，一个是悬鼓观。渡春桥的名字是民间起的，自起名以来未作任何更改，自然没有异议。悬鼓观则不同，自清代把玄鼓山改为悬鼓山后，玄鼓观自然变成了悬鼓观，道士们很有意见。
　　据清嘉庆《郧西县志》的记述，悬鼓观的名称来源是因为一块石头，“城西南五里，横崖百丈，崖巅古树森森，青苍云覆，悬崖下建元武庙，神座右石泉大如碗，水仅可掬，煮茶甘美异常。庙左悬崖圆磨如鼓，崖隙啣片石，不知几千百斤，空悬于隙外者大半……”意思是说，山顶上有一块石头像鼓，悬在崖上，故起名悬鼓山。
　　真相的确如此吗？如果是这样，那也太不合乎常理了。就一块圆得像石鼓的石头，能让诗人唱和无数的“柳桥渡春”、文人赞不绝口的“天池映月”、富有诗意的“黄山晚照”等七大景点屈居于后吗？这里面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嘉庆湖广图志》上记述的明明是玄武庙，为何变成了元武庙呢？
　　事实上，“悬鼓青嶂”能稳居郧西县城八大景点之首，不仅仅是景色优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饱含道教文化，它的大名就叫玄鼓山。玄鼓山改成悬鼓山，玄武庙改为元武庙，背后是曲折的历史。
　　悬鼓山最原始的名字就叫玄鼓山，民间传说是早先在此修道的道士们起的。据《湖北省建制沿革》的考证，郧西和上津，远在夏朝以前就被舜封给了一个协助大禹治水有功的人，他叫契，即商的祖先。西周初年，周王室又开通了从镐京至上津的水陆两途的通道。战国时期，这里又封给了大改革家商鞅。迷人的风景，便利的交通，以及与中央朝廷若即若离的政治生态环境，吸引了许多道士聚集于此修道。这也是五斗米道在此布道的基础。道家们崇黑色、蓝色，当他们看到这座山“山石灰黑、山形如鼓”时，就起名玄鼓山。
　　《湖北省建置沿革》考证的关于契治水有功被封于上津的事，也可能直接导致玄鼓山的命名。在治水的过程中，禹是主角，契是辅角，禹的父亲叫“鲧”，字玄冥，是最早的玄武。既然上津、郧西一带被封给了契，契把一个很好的山名送给老领导禹的父亲，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正因为玄鼓山独特的名字，加上想复制玄武成功的模式，宋代的周恭舍弃当时的道教圣地终南山，千里迢迢到此修道，一修就是十年。明代朱棣崇奉玄武自不用说。可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满清兴起于关外，入关之前已信奉藏传佛教，入关后利用儒学治国，对道教虽仍予以保护，但远不及明朝那样尊崇。
　　康熙皇帝虽然满腹雄才大略，但为了加强统治，大兴“文字狱”。康熙字玄烨，为了避“玄”字，当时中国许多带“玄”字的地名都改了。据《郧西县志》记载，康熙元年，上津的玄贞观避“玄”字改成了元贞观，玄鼓山改成了悬鼓山，“玄”同“悬”谐音，还契合了山崖上悬着的石头。也正是这个原因，嘉庆《郧西县志》中记述玄鼓观时，把“玄武庙”改成了“元武庙”。
　　从公元191年张鲁在玄鼓山布道这一明确的记载年代开始计算起，到康熙元年（1662年）因避讳改名悬鼓山，玄鼓山的名称叫了1471年。玄鼓山改名悬鼓山后，去掉了道教的文化元素，名气大衰。文革时，千年道观毁于一旦。2010年，郧西县委、县政府广泛征求民意，决定恢复原名玄鼓山，山上的道观也由悬鼓观恢复为玄鼓观。

　　七、道教文化深深影响郧西人

　　郧西是古人类重要生存地。西周时期，镐京至汉水的战略通道使其通南达北。按道理，这一地区的先人们多交流，多视野，性格一定温和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在秦汉以前，上津人给世人的印象并不好：“俗尚朴陋，民性狡，率好楚歌，而半秦音。负背架，而多瘿哑。文事疏阔，衣食粗粝，刀耕火种，惟是农业。”郧西和上津时分时合，一衣带水，得到的评价更不好：“人民朴野，多秦音，好楚歌，劲悍决裂，力耕勤织，少学。四方寓处，醇梗相半（见《郧阳府志·风俗》）。”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古代，上津人很狡猾，很狡诈，而郧西人“劲悍决裂”，脾气毛，好斗，“醇梗相半”的意思是淳朴的人和刁钻的人各占一半。
　　这是很不好的评价。幸好这只是1800多年前郧西人给世人的印象。今天的郧西人给人的印象则完全相反，性格温和，勇于开拓，善于创新。
　　如果说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和你争我夺对郧西人的性格有影响，那么，秦汉以后的五胡乱华、宋金之战、宋元之战，郧西和上津更是处在战乱的最前沿，所遭受的灾难极其血腥，特别是金人和蒙古大军对上津的掳掠，对郧西人的性格影响更大。按此理论，郧西人的性格会更坏，形象会更糟。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自秦汉以后，郧西人简直就是脱胎换骨，以温顺、团结、向上的新形象繁衍生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五斗米道及道教的影响，特别是道教的玄鼓山文化作为这一地区的主流文化，潜移默化地重塑着郧西人的品性。
　　《老子想尔注》是老子《道德经》的注释本，也是道教早期教派五斗米道的道学经典。作为五斗米道的重要教区，这本书在当时的郧西及上津是随处可见的。而郧西玄鼓山的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道士也模仿《老子想尔注》，自己创作了一篇《想想戒》，成为郧西、上津及陕南大面积地区的道学经典。这本书也一度成为这一地区教化百姓的行为准则。文中不乏经典，如“尔既为士，先宜立品”、“愧影愧襟，人将争嘾”等，用道家的观点，劝诫士、农、工、商等阶层。这篇文章经明代陈之斌发掘整理后，收录在《郧西县志·乾隆版》上。
　　但是《老子想尔注》早已散失，《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都未记载，《道藏》中也没收进去。于是，就有人说，既然《老子想尔注》是假的，那么，郧西玄鼓观道士的《想想戒》肯定也是假的。
　　这种无端的猜想过了千年之后才被证实。清末，人们在敦煌莫高窟内发现的古本典籍中，有《老子道经想尔注》残本，全本共五百八十行。据考证，它是六朝抄本。此残卷在1905年失窃，现收藏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编号为“斯氏（斯坦因）6825”。
　　一个是五斗米道原创的经典，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内；一个是模仿经典撰写的道经，几经周折，收藏在县志中，其中的渊源，真是应了道家的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
　　不止是《想想戒》，自东汉晚期郧西玄鼓山成为五斗米道重要教区以后，特别是玄武、周恭在玄鼓山修道十年的故事传开以后，郧西上津及陕南大面积地区，道教不但是原始宗教、本土宗教，更是主流宗教，其道教文化渗透到当地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在重塑郧西人品性的同时，作为文化符号，存留在史志中。
　　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进程中，始终排在道教、佛教的前面，常言“儒释道”，儒在前面。但郧西却不一样，道在前面。
　　明成化十二年郧西建县。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封建社会也是如此。郧西由郧县的南门堡升格为县，就要建学馆，学馆落成后，请明教谕（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洪文翼撰文刻碑留念。洪文翼在《重修儒学记》这篇美文中第一句就体现了道家的观点，“道之在天下，其实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於圣人之手而存於易诗书春秋礼乐孔孟之籍……”由此可见，郧西玄鼓道教文化影响之深。
　　众所周知，清朝尊佛抑道。清嘉庆元年（公元1797年），儒学宗师孔子的后代，原籍山东曲阜的贡生孔继檊担任郧西县令。这位协助剿灭白莲教主王聪儿、视宗教如水火的儒家学者，对玄鼓山的道教文化却持接纳推广的态度。在嘉庆《郧西县志》的序中，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人事显而易见，天道微而难知！”道仍放在第一位。

　　八、玄鼓山道教与其它宗教的关系

　　几千年来，郧西相继出现过道教、佛教、基督教、白莲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但都没有改变道教一家独大的局面，其原因是玄鼓山道教的包容。
　　到过郧西悬鼓观的人，会看到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沿一条轮廓分明的山脊，这一边有祖师殿、三清殿，供奉着真武大帝、元始天尊、道德天尊等数十位神仙，而那一边却有一座观音殿，主供观音菩萨。懂得道教和佛教基础知识的人知道，同在一座山头，把佛教、道教的神仙放在一起，这是极少见的事，为什么呢？这还要从郧西的宗教发展说起。
　　佛教于公元前七世纪产生于印度，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正式传入中国，但不是大范围的传播。124年后，即公元191年五斗米道在郧西布道时，这一地区的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佛教。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是郧西的原始宗教。
　　道教是多神教派，杂而多端，没有门户之见，包容性强，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及容得下别人才能容得下自己的气魄，才使玄鼓山道教发展到今天。
　　南北朝时，佛教和道教的斗争在权力的中心——中央朝廷达到白热化，但这时的郧西及上津地区，是咽喉，是要塞，是边区，道士们抱着接纳的态度，与佛教惺惺相惜，共同发展。
　　唐朝初期，李唐王朝尊老子为祖宗，道家一家独大。即使这样，玄鼓山的道教也尊重佛寺。后来，玄奘取回真经，顺宗等几代帝王信佛，佛教一时达到高峰，这时的郧西又是佛教一家独大，离玄鼓山50公里外的马安白家山建有疙瘩寺，以此寺为中心，马安有一百多座大寺庙，百余年间，“马安名山僧占多”。正因为先前玄鼓山道士们的包容，佛教徒也没有为难道教徒。但是，当时的佛教寺院修建之风太狂热，玄鼓山周围山头的佛寺都建满了，不同的山头有永庆寺、清净寺、普佛寺等多个佛寺，建到最后没有地儿了，佛教徒们看到玄鼓山的风水好，就同道士们商量，想在玄鼓山上建一座观音殿，没想到这个连寺院和尚都觉得过分的要求，玄鼓观的道士们竟然大方地答应了。于是，玄鼓山上很快建起一座观音殿。
　　一座山头同时存在着佛寺和道观的情况，在中国很少见。即使有，也是交替进行，要么道士撵走了和尚，要么和尚挤走了道士，同时并存的除了浙江天台山等极少数地方之外，就是湖北郧西的玄鼓山了。
　　元朝中期，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同）”。从此，探马赤军复员为民，就地定居，成为郧西的回民之祖。对于这个新群体及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当地有许多百姓持抵制态度。这时候，道士们利用传道的机会劝告老百姓开怀接纳，许多信道的官员们也抱着接纳佛教的态度对待伊斯兰教，使郧西的湖北口、天河口等回民居住点安定、和谐。在其后的700多年中，周边回民慕名而来，不但清真寺和道观相安无事，许多清真寺的阿訇和道观的道士也成为了好朋友。
　　正因为玄鼓山道教文化如此包容，郧西形成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和谐共存的局面。这种在大都市才能出现的盛景在郧西存在了一千多年。只有先“舍”才能“得”，道教的包容和付出也得到了回报。鼎盛时期，上津建有玄真观、蟠龙观、仙河观等30多个道观，郧西则建有以玄鼓观为中心的弥罗观、云台观、仁威观、青龙观等40多个道观，全县总道观达300多个，规模相当大！

　　九、道教为何选择玄鼓山

　　当郧西史和郧西道教史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又出现了两个新的疑问：道教为何选择玄鼓山？真武大帝为何成为千百年来郧西百姓的主流信仰？更直白地说，道教为何选择郧西，郧西为何离不开真武？
　　第一个问题概括起来说，道教或真武选择玄鼓山有先秦道家修道的原因，有五斗米道布道的原因，有阴阳五行的原因，有道教传播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民间故事中有真武曾在此修行十年的传说等，加上玄鼓山石头的颜色是黑色，“山势徘徊，有天关地轴之象”，如此风水，自然受到道士们的推崇。
　　第二个问题，郧西人为何离不开真武大帝呢？除去信仰的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水。水带给郧西人太多的灾难，而真武大帝是排解灾难的希望。
　　郧西“七山二水一分田”，是全国著名的缺水大县，虽然是副热带北界大陆性季风气候，但十年九旱。同时，郧西又是富水大县。汉江洪水泛滥，天河几乎年年涨大水，抢险救灾是郧西年复一年的工作之一。
　　守着汉江和天河没水吃，且水灾旱灾轮番肆虐，缺水和发洪水的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郧西的先人们深深地感觉到，需要一位水神来调节。
　　宋代以前,郧西本来就有真武大帝在玄鼓山修道的传说，而玄武正是北方的水神，于是，这种道教需要信徒、百姓需要水神的互补的关系形成了。老百姓特别是道教信徒，对真武大帝在玄鼓山修行这件事深信不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玄鼓山的山顶有一支没有源头的奇怪的泉水，“……元武神庙神坐右石泉大如碗，……四时不歇……”有些道教徒认为，这样的灵山，这样的泉水，也只能是水神才能配享。
　　为了彻底根治天河洪水的泛滥，抱着对真武大帝的顶礼膜拜，明朝初，南门堡（后来的郧西城）官员请了一千多名工匠，建好了一条堰，叫千工堰。《郧阳府志》中《千工堰》载:“郧西县之西北不什里远，有堰曰千工。堰始于洪武居人朱社长之创造，派出于地名转精石、黑龙潭，灌溉田千余亩。”后世文人为了感谢真武大帝，吟诗作赋多篇，其中一句“寻道玄鼓山，拜水千工堰”在民间口口相传。
　　千百年来，玄鼓山几度风雨，生生不息。今天的玄鼓山，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正在建设的玄鼓山风景区，是郧西天河风景区的核心风景区，投资4亿元，规划面积4.8平方公里。天河风景区是郧西继五龙河、龙潭河之后创建的第三个4A级风景区，2011年底通过国家4A级验收。在这个风景区中，最抢眼的标志景点是高达39米的真武青年鎏金铜像，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真武大帝铜像。如果说武当山金顶是真武大帝在人间的位所，那么，玄鼓山上的玄鼓观是真武大帝在人间最漂亮的行宫！
　　

【附：玄鼓山道教大事】

　　东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张鲁控制郧西，五斗米道在郧西布道，玄鼓山玄鼓观是当时郧西的道观。
　　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灭张鲁，郧西属魏。
　　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上津建平阳县。
　　公元501年，郦道元到上津及锡义山，笔下多相关记录。
　　公元574年，北周武帝灭佛，道教大兴。民间传说真武修行玄鼓山十年。
　　北宋初年，玄鼓山玄鼓观建玄武青年像。后来，周恭从终南山到上津，又到玄鼓山玄鼓观修道十年。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改玄武为真武。
　　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郧西建县。玄鼓山名列郧西八景之首，曰“悬鼓青彰”。
　　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武当山建真武童身像。同时，郧西修复真武青年像。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上津玄真观避讳“玄”字改名元贞观，玄鼓山改名悬鼓山，玄鼓观改名悬鼓观。
　　2011年10月，悬鼓山复名玄鼓山，悬鼓观复名玄鼓观。